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带来网民阅读习惯的全新变革。应对挑战，传统媒体需要对生产流程、传播渠道、传播平台进行变革。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不仅体现在资本与内容层面，还包括技术突破、版权合作等更深层次的合作 “他们给尼泊尔带去更多生的希望，致敬！”4月28日，央视新闻官方微博一条关于中国政府医疗队在尼泊尔开展救援的微博，24小时内转发达3719次。“每逢大事上微博，看看大家怎么说。”四川大学大三学生牛玲玲这样告诉记者，她的话折射出了当下新媒体的力量。 去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如何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发展，在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中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互联网+媒体推动融媒体的诞生，让传统媒体展现出新的活力。 人民网董事长马利对去年4月在厦门大学的一次调研记忆犹新，“一个大学生告诉我，他们连新闻网站都不看，就看看打游戏时推送的新闻弹窗，如今有八成用户通过社交网络阅读新闻，连新闻网站都‘老’了。” 变化的根源，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带来网民阅读习惯的全新变革。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已达5.57亿，在整体网民中占比达85.8%，手机早已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坦言，“70%的人每天摸到手机，第一选择是打开社交应用，传统媒体必须接受这种变化。” 媒体融合首先带来的是生产流程的变化。光明日报融媒体中心主任陆先高告诉记者，传统媒体向移动互联网靠拢，必须要把内容采编和发布统一在一个技术平台上，根据新闻事件的特点和过程来布置采集方式，协同作业。 传播渠道也随之革新。《2014中国媒体移动传播指数报告》对全国200家报纸、137家杂志和全国省级以上电视广播媒体进行了统计，以微信为例，报纸和杂志入住率分别为93.5%和87.6%，其中都市报的入住率高达100%，报纸类微信公众号文章阅读数达到10万及以上的数量有168个，占比84%。“双微账号互动+多个APP客户端”形成了传统媒体的移动化格局。 在马利看来，传统媒体还应学会平台化，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乃至投票、游戏等多种形式综合起来呈现新闻，并通过产品创新实现与用户的深度互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谭天认为，未来传统媒体要学会制造场景，“比如，深圳电视台开发了手机功能‘摇一摇’，观众在看节目《一时间》时‘摇一摇’，便会得到积分和奖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未来，就是要构建出全新场景，响应用户的需求，从而创造出全新的价值。” 有34年历史的老牌杂志《读者》，将触角伸向了互联网电影。在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优酷土豆集团和读者10bet手机官网官方平台、深蓝传媒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3方将共同合作，将《读者》独家提供的300篇文学作品转化成影视作品。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既体现在传统媒体的主动转身上，也体现在传统媒体与互联网巨头们的“无缝”合作上。今年3月，光线传媒发布公告称，阿里巴巴集团斥资近24亿元购入9909万股光线传媒增发股，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影业则与深圳广电达成战略合作，阿里影业集团CEO张强告诉记者，双方将探讨推出电商电视剧合作机制，共同开发、联合投资制作定制剧。 除了资本与内容，线上线下的合作还体现在打破技术门槛上。今日头条副总裁夏勇透露说，今日头条正在开发一个数据平台，可以对受众关注点、受众结构、阅读习惯等进行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反馈给传统媒体，帮助传统媒体提升在移动互联时代的影响力。 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之路上，版权一直是个绕不开的“坎儿”。 “在融媒体发展中，知识产权意义重大，网络传播同样需要保护版权。”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于慈珂说。4月22日，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明确提出：除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外，互联网媒体转载包含著作权人独创性劳动的消息、通讯、特写、报道等作品时,必须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监管部门为传统媒体的知识产权保护释放出积极的信号，新京报编委全昌连表示，这一通知的出台，将有利于指导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加强版权合作，“激励内容生产者做好原创，生产优质的内容，真正让著作权益人的成果得到尊重，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除监管外，版权保护还有赖于技术平台的支撑。今年2月，微信公众平台上线了“原创声明”功能，对原创文章添加“原创”标志，当该文章在公众平台被其他用户使用时，系统会自动为其注明出处，并同时发送站内信通知原创者。新华社银川９月１６日电（记者邹欣媛）第十八届海峡两岸多砂河川整治与管理研讨会１６日在宁夏银川市举行，百余位水利专家针对多砂河川治理、水资源管理等主题进行了研讨。

目前，河南省小麦长势正常，苗情是近几年较好的一年。河南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省小麦一、二类苗比例为93％，比冬前增加3．1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增加4．4个百分点，整体苗情明显向好转化升级。全省大部苗情长势较均衡，有13个省辖市和7个直管县（市）一、二类苗比例达90％以上。“融资难、融资贵是个老问题，真正有效解决，还需按金融改革的‘快进键’！”3月4日下午，在政协各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成为委员们讨论的热点。 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为122.84万亿元人民币，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6.8万亿元，是2014全国GDP总量63.64万亿元的1.93倍和1.36倍。这么多钱，到底去哪里了？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工商联主席雷元江表示，“钱在趴窝，没有用到需要它的地方。”大量资金没有真正有效地流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流入金融体系内空转或房地产等投资领域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量信贷资源在虚拟经济、资产投资领域“击鼓传花”。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需求不匹配，造成实体经济资金供应不足，推高了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 雷元江委员表示，从数量看，截至2014年12月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6932.22万户，其中，非公有制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全国金融法人机构3949家，要服务近7000万户市场主体，力有不逮。从区域看，中西部省份所拥有的金融机构及其服务网点、总资产规模、总信贷规模等金融资源远远少于东部省份。从行业看，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正在向中高端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服务业、农业现代化有较大市场空间，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这就提出了对金融服务体制创新、机构创新、产品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的众多新需求。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政协经济组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深圳证券交易所前理事长陈东征表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世界性难题，没有“灵丹妙药”。但资本市场是缓解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资本市场对小微企业的支持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他建议，加快推动城商行和农商行这些“小银行”在A股上市。陈东征委员介绍说，目前城商行和农商行承担的中小微贷款比例超过20%。2014年，城商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比例为38.72%，远高于23.20%的行业平均水平，明显比大中型银行的小微贷款占比更高。“但目前的情况是，已经连续8年没有城商行和农商行在A股上市了。”究其原因,陈东征委员认为，现在A股市场对上市银行的总资产规模等要求过高，不利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缓解融资难、融资贵方面的作用。 “发展普惠金融是缓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方向。”全国政协委员、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说。这也是他今年带来的提案之一。 马蔚华委员建议，引导更多民间资本进入普惠金融领域，构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民间资本通常以民间借贷的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贴近基层、链条短，在开展普惠金融上具有先天优势。“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最大挑战是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马蔚华委员建议，消除各种隐性壁垒，以更开放的态度允许和支持区域性中小型金融机构等设立与发展，为各类投资主体准入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对于民间融资、民间借贷宜疏不宜堵。”在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卫昌园林绿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昌看来，只要政府引导，民间融资就有潜力成为实体经济的重要融资渠道之一。他建议，政府应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优化金融市场准入条件，加快推动大型商业银行在基层设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中小企业银行，在基层合理布局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扩大企业融资渠道。

作为党政机关的“顽疾”，公车问题长期为社会所诟病。一方面是公车使用耗资巨大，另一方面是公车问题层出不穷，促成了社会诸多不满。尽管这几年“三公”经费的公开，让社会监督公车多了一个渠道，但多地的公车改革基本上以失败告终，这让公众期待最高决策层推出更加彻底的改革举措。 公车改革终于迎来决战时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并向社会公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下称《方案》）。两个文件明确了公车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从上到下推动公车改革。 此番改革有几大亮点，比如取消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用车和一般公务用车，改为发放公务交通补贴。还明确了中央国家机关的补贴标准：司局级每人每月1300元，处级每人每月800元，科级及以下每人每月500元。此外，还规定拍卖、取消的公务用车采取公开拍卖等方式公开处置，处置结果向社会公开。 毫无疑问，如此彻底的公车改革力度会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它有两个突出的好处。一方面，它能够大幅降低公众对公车使用的不满，公车存在会有各种抱怨和批评，大规模地取消了公车那就犹如釜底抽薪，现象都没有了，批评自然会减少。另一方面，公车改革能够节约大量开支，全国每年公车消费的数字估计在2000亿元到4000亿元之间，有专家测算，若取平均数算，公车改革措施到位后，每年会减少一半的支出，相当于1500亿元。 好处很明显，但是公车改革的难度也显而易见，否则十多年来一些地方试点的改革也就不会裹足不前。即便从上到下推动改革，从中央部委开始改革，这种传导效应到了地方还是可能遭遇打折扣，毕竟当前的公车改革至少有三个难点，并且聚焦在地方。 首先，公车改革方案到了地方能否得到有力地执行，这是此番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通常认为，中央机关部门的公车改革是相对容易实现，《方案》会得到较好执行的，但是中国地域广阔、区情复杂，各地情况差异较大，公车改革也最容易遭遇地方版“潜规则”。《意见》尽管安排发放交通补贴取代公车，但也针对地方不同情况补充规定：“确因环境所限和工作需要不便取消公务用车的，允许以适当集中形式提供工作用车实物保障。” 尽管这条规定非常实事求是，但确实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意见》没有对“环境所限”和“工作需要”进行详细规定，这就可能为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保留公车待遇开一个口子。对于不少地方领导干部而言，使用公车不仅方便，还有身份待遇上的考虑，几百元乃至千元的补贴并不足以弥补公车改革带来的“不便”。 其次，公车改革会不会遭遇变相的阻挠和干扰，这事关此番改革彻底与否的要害。在公车问题中，领导干部超标配车特别容易激起公众反感，但不少案例查下去就发现是下级单位或者管辖企业提供的豪车。所以，当取消领导干部用车和一般公务用车后，必须严防下级单位或企业给领导“供”车的情况出现。 尽管《意见》也明确给领导干部变相使用公车下了禁令，“不得以任何方式换用、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不得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赠送的车辆。”但是这种“变相使用”往往会比较隐蔽，只有当事双方才会心知肚明，所以监督和查处会有一定难度。 再次，能否彻底清除公车问题上的“顽疾”需要广泛的社会监督，但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公车的使用通常与公务活动密切相关，而这方面本就是社会监督的弱项。《意见》明确“逐步探索社会化监督的有效形式和具体办法”，中纪委此前曾表示，将探索公务用车统一标识制度，要求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积极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这都还是在技术层面强化监督，如何能够激活全社会的力量参与进来，形成一道严密的监督网，这还需要更多的制度安排。 此外，清除领导干部长期对于公车的心理依赖和特权思维，对于公车改革的成功也至关重要，但这就不是当前的《方案》与《意见》所能解决，还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相配合。（田享华）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记者许晟）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电子信息产业50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8573.5亿元，同比增长15.9%，高于同期工业投资7.2个百分点。

转发到：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 初审编辑：叶盛兰   责任编辑：民雄 ]